条件下的经济安全研究： 概念、理论与议程

文|联安研究院 副院长 余万里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通过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世界经济大循环，取得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开放经济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内在与外来的风险与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安全开始进入中国政经与学术界的视野。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发展都遭遇到了前所未遇的冲击和挑战，在此背景下，经济安全的概念、理论与研究议程急需加以梳理、澄清和发展。

 

开放型经济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和中国的主动选择

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而市场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经济的开放。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开放扩大了资源配置的范围，商品、资本、技术乃至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源最优化配置。开放扩大了市场竞争的规模，基于比较优势的跨国竞争倒逼着经济效率的提升。

 

在开放条件下，经济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开放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开放型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形态和各国的主动选择。

 

扩大开放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之一，也是中国经济面向未来的坚定选择。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

 

 

开放条件下经济安全的概念及理论悖论

著名国际安全学者巴里·布赞在《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安全议程》一书中指出：“‘经济安全’代表了一种可广泛应用的绝对价值，他是一个虚幻的观点、一个妄想。真的‘经济安全’是由各种矛盾、妥协、交易拼凑起来的奇怪而又模糊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概念。”作为一个主体多元、指向模糊的概念，经济安全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在西方学术界，经济安全通常是指个人和家庭生存需求的就业、收入、福利问题，例如耶鲁大学2017年发布的“经济安全指数（Economic Security Index，ESI）”衡量的是美国家庭的经济福利状况。此外，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指向公司、阶级和国家。

 

在中国学术界，经济安全一般都指向国家经济安全，这其中包括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把经济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一个方面，国家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的经济化，它通常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以及带来的相应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樊莹，1998）。2005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国家经济安全》一书中从广义的理解角度将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础，“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休戚相关，因为发展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关键，弱国无安全。”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也是从广义的角度加以理解的。

 

国家是当今人类社会最重要、最权威、最具实力的行为体，将国家作为经济安全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个角度毋庸置疑。但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角度极有可能带来三个局限性：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经济体的安全往往超越一国的范围，需要从全球、区域等更大的视角加以关注；第二，国家安全通常遵循零和博弈的逻辑，而基于市场的跨国经济关系往往是“非零和”关系，国家安全的逻辑有可能诱导经济安全的极端化；第三，从国家角度考察经济安全容易局限于国家安全需求的满足，从而忽视经济及经济安全本身的运行特征和规律。

 

因此，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研究，必须以经济社会自身的运行为主体，回到安全的初始概念。鉴于安全指的是不受威胁且没有危险、危害、损失的状态，那么经济安全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免于威胁、危险与损害，保持资源最优化配置运行的状态，以及维持这种状态的措施和行动。在这个定义中，经济安全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体”，这既指向国家，也可以指向更大范围的区域和全球经济体，以及非国家、次国家的经济单元。研究的价值取向是经济运行的效率，即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研究的目标是如何排除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负面干扰。

 

这个定义排除了现有的经济安全研究内在的局限性，但研究者还无法摆脱社会科学既有理论的陷阱。自由主义理论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但无法解决不平等的“马太效应”和市场失灵问题。重商主义理论重视战争、军事、安全和市场公平问题，很容易落入“国家中心主义”的巢窟。依附理论揭示了世界经济的剥削性，却无法解释全球化时代“中心—外围”的流动性以及中国的成功案例。

 

即便摆脱了社会科学几大主流理论的桎梏，经济安全研究依然无法摆脱巴里·布赞指出的“各种矛盾、妥协、交易”拼凑出来的逻辑悖论。相互冲突的现实利益和理论逻辑，使得研究者很难在效率、公平与安全三个价值维度当中求得完美的均衡状态。与此相反，研究者更应该在以下各种悖论关系当中小心推理，避免绝对化和极端化。

 

效率—安全悖论：开放经济的效率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而竞争则意味着市场的所有行为体（个人、公司、国家）永远处于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状态，如果经济安全意味着给所有行为体绝对的安全环境，那就必然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市场—国家悖论：开放经济要求整合全球经济资源展开最优化的配置，意味着世界经济融合成单一的大市场，而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依然处于列国分治的无政府状态，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与政治权威的分散性，是当前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竞争—保护悖论：竞争是市场的强心剂，但竞争过于激烈时候，竞争的成本就会增加，从而降低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化的不平衡律的推动下，跨国的竞争导致一国的收益和福利下降，催生了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从而阻碍全球市场的自由运行。

 

实力—安全悖论：实力是安全的基础，没有实力就意味着不安全，然而一国实力的增长则意味着他国的不安全，于是刺激他国加速发展实力，反过来又造成了本国的不安全。这一螺旋循环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安全困境”。

 

相互依赖悖论：开放经济加速世界经济融合，各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实现资源禀赋的最优化配置，这一理想和现实的状态推动了经济和产业链的相互依赖。2011年罗伯特·欧基汉与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存》一书中指出，相互依赖意味着一国经济和产业某种程度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不平等的相互依赖还会成为权力的工具。

 

发展—环境悖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以攫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资源的稀缺性、污染的外部性、物种多样性、气候和生物圈的成本不在市场成本的计算之内，而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的重大不安全因素。

 

集体行动悖论：面对资源、环境、安全等公共性问题，合作的集体行动是唯一有效的途径，然而在合作过程中存在收益分配和成本负担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集体行动的公共物品缺失，相对收益的不平衡导致实力对比的变化，由此还会带来霸权更替的“修昔底德陷阱”。

 

 

开放条件下经济安全的特性与议程设置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受种种因素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徘徊不前，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在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都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特别是发生在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都构成了严重的打击，破坏程度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其负面效应还在持续扩散。在此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推动改革与开放的决心和趋势没有改变，而随着各类风险的急剧上升，经济安全日益成为理论和现实的迫切需求。

 

维护经济安全应更加深入地探究经济运行规律，把握世界经济的脉动周期，查找经济发展的薄弱点和脆弱性环节，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应对内外风险和挑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开放性。尽管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负面的影响，但从主观上看，不能否定全球化下开放经济带来的效率与福利普遍提升；从客观上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推动了“地球村”的出现，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也很难被个别国家、个别群体和个别政客改变。因此，维护一个不断开放的世界经济安全必须坚持开放性，不能简单地“闭关锁国”，倒退回封闭经济时代。

 

动态性。经济运行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其内在的波动、周期和规律，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探究这些规律，已经取得了很多认识成果。经济安全也不能采取静态的态度，要在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周期律中化解风险、把握机遇。

 

相对性。从哲学上讲，安全始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既包括时空的相对性，又包括互动的相对性。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任何单一经济体都只能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与其他经济体和行为体的互动均衡中取得相对的安全。绝对的经济安全意味着巨大的效率代价，同时也意味着他者乃至整体的不安全。

 

在安全研究领域，正如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在《新安全论》一书中指出，存在“安全化”的倾向：某些问题一旦被定义为安全事务，就会使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为重要，获得绝对优先讨论的地位，甚至取得非常规方式处理问题的权力，打破常规的政治规则，调集整个社会力量和资源加以处理。类似的现象在经济安全领域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设定经济安全研究议程时应特别加以注意。

 

开放体系下的经济安全研究，从“经济体免于威胁、危险与损害，保持资源最优化配置运行的状态”的定义出发，兼顾经济安全的开放性、动态性和相对性，应从以下几个概念化的角度设置研究议程。

 

一是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开放条件下，经济要素的跨国乃至全球性的自由流动是资源最优化配置与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前提，这其中可以包括能源、资源、原材料通过合理市场价格的便利取得问题；交通、物流、运输的通道安全问题；资金、技术、人员的相对自由流动问题等。

 

二是生产体系的平稳运行问题。开放型经济的生产组织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国公司超越国界的垂直分工，或者国际产业界的横向分工合作，多层级的技术转让、跨国或跨区域的生产组织以及全产业的相互依赖性。由此，带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问题，一旦受到人为或自然力的中断，就会造成连锁性的损失。

 

三是分配体系的公平运行问题。市场竞争的天然后果是分配的不平等，如果不加干预，就会带来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长此以往就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反过来威胁经济的稳定与安全。分配的公平目前主要通过国家力量实现国内的相对公平。然而开放型经济还要注意跨国的相对剥夺问题，如不公平贸易条件造成的“中心剥削外围”现象、贸易要素价格均等化带来的福利下降问题等。

 

四是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问题。任何经济体都是在特定政治、法律等相关制度环境下运行的，制度左右着市场交易的成本。当今的全球开放型经济运行在一个缺少国际权威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当中，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和国际制度的薄弱性始终干扰着这一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因此，如何保持各国相关制度的透明、稳定、可预期，如何发展完善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功能，以及如何推动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机制，是保障经济安全不可或缺的环节。

 

五是经济体系的环境安全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自然资源的短缺与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显著因素。在不影响发展效率的同时，纳入环境外部性成本，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问题，在开放条件下还需要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和协调行动。此外，新冠疫情也再次提醒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威力，人类依然渺小，传染病、地震、海啸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也会对经济安全构成重大的冲击。

 

经济作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物质精神资料活动的总称，构成了人类及社会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国家是上层建筑；国家会消亡，经济亘古长存。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安全的研究不仅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开放型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寻找真问题、避免伪命题，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注：此文发表于《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