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玉荣 王燕青
2020年12月20日,由国研智库(国研文化传媒集团)与联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首届经济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是“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链安全”。来自国家相关部委的领导与专家、智库机构代表、重点企业代表等约 70人参加此次论坛。与会专家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变局加速演进。“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出现剧烈重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到未雨绸缪。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筑牢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经济安全。随着全球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以及日益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我国经济安全正面临诸多风险挑战,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则成为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多次强调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今后五年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作为 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表示,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的如期实现,我国产业链可以用完备、突破、跃升来概括。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医疗物资的生产能力,保障自身的供应并出口全球,完备的工业体系是重要的物质保障。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上中下游的产业链,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传统制造、新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全产业链优势和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在亚洲区域产业分工中的核心地位牢固确立,并呈现出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良好态势。
马建堂认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向外转移有加速的趋势,制造业占 GDP的比重有所下降,对此要全面辩证地看。一方面,这一变化是我国主动进行转型升级的结果,也是资源禀赋条件变化后客观经济规律作用使然;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产业过快外迁、全产业链外迁和高端产业外迁,这三种情况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影响我国产业完备性,未来保障产业链安全要在一定基础上突出强调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的根植性,把“根”留下,把“魂”留住。
为了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产业链安全,马建堂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二是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三是实施重要产品供应渠道的多元化战略;四是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文灵指出,谋划我国产业链发展道路,必须利用好我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市场的规模效应和产业的聚集效应充分释放。在谋划应对产业链安全时,必须发挥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积极培育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链安全,深刻理解和把握科技创新企业的成长规律。
我国内外部发展条件和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保障产业链安全作为重大的战略任务常抓不懈。第一,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长期资本应助力大企业,建立并运用完整的供应链体系。第二,协助产业资本,利用超大市场优势,从整个产业链层面进行战略布局,组建高科技并购基金,快速实现 0到 1的突破。
南开大学原校长、南开大学海南研究院名誉院长侯自新表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政治安全和人民安全的依托。他建议:经济安全研究要有的放矢、重点突出;安全研究要突出系统思维;大力加强安全研究队伍的建设;积极开展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加强相关领域和相关人才的培养。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李吉平认为,要树立正确的安全观,一要保卫国家安全,二要搞好发展。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张文才指出,要继续努力防范和化解全球和区域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参与全球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包括加强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推动国际金融货币、贸易等机构改革。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在此背景下,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提高产业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竞争力意义重大。
如何在“十四五”规划中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联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徐林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循环问题,要保持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循环,就需更多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当然也离不开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下,内循环和外循环扮演的角色或者组合形成的比重与过去有所不同,导致经济循环被打断的各种因素,即导致经济不安全的风险因素,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现在更加凸显。经济安全是确保经济正常循环的一种稳定状态,维护经济安全是一种能力,涉及国家治理、政府决策、科技、军事、外交等。保障经济安全需要综合的体制机制建设,一定要构建一个可靠的制度保障。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常兴华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常兴华指出,我国产业基础能力方面还有很多薄弱环节和短板:一是部分重大技术装备的质量性能还有明显差距;二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赖性强;三是一些关键基础材料进口依存度比较高,有时会面临“无材可用”的局面;四是基础软件设计和生态化应用有欠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表示,过去我们经常谈要统筹开放和安全、处理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十四五”规划《建议》特别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真正要畅通国内大循环,更为关键的是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这些环节恰恰是“卡脖子”难题。有一些产业是在全球化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想完全把它布局在中国国内,肯定是不具备条件的。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只能借助参与全球分工,加强全球合作的方式,才有可能获得长足发展。
赵晋平认为,双循环格局下,实现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和升级。对于国际大循环,不能只是认为它是辅助型的、是服务于国内大循环的,实际上对国内大循环具有优化和带动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指出,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物流供应链体系发展和运作模式带来新变化、提出新要求,包括以互联网或者数字化为基础,现代化物流运输的组织方式和新服务业态正在加快形成,同时也提供了很多全新的技术装备,比如无人机、无人车、高速铁路等,推动全球物流和基础设施的联通性进一步变化。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体系运行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物流供应链冲击非常大,造成全球物流中断、运输市场停顿、对某些交通运输工具需求剧增,物流成本高企,凸显了全球物流供应链体系连接的脆弱性。所以,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供应链体系调整的影响很大,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存在基础设施短板、运营能力短板以及一些其他风险因素。“十四五”加快建设自主可控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参与全球竞争是非常必要的。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中国移动研究院原院长周建明指出,当前,产业安全与金融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国际国内风险并存。
中国证券业协会党委书记安青松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经过 3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证券业要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下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具体而言,一是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定位,避免走向金融的自我循环和自我服务。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包括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推动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二是大力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构建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的风险管理体系,构建注册制能力体系和责任体系,使证券行业能够行稳致远。三是不断增强全业务链投资银行服务能力,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投资银行要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助力企业“走出去”。
全球市场动荡,风险点也在不断增加。安青松指出,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处理好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的关系,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坚持两项原则、做好三项工作。两项原则指一要坚持按照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回归本原、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的原则,推进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坚持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原则,健全具有更高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三项工作包括:一是推动全面制度型开放,将开放从以往金融局部管道型开放转变为全面制度型开放,增强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二是健全金融机构的治理体系;三是促进金融创新,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审慎监管,提高金融抵御风险的能力。
广州资产管理公司首席专家陈英顺表示,2020年,在新冠疫情影响和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不良资产都在不断增加,风险都有一定积累。
信泰保险研究院院长刘越表示,中国保险业自 1979年复业以来,经过近 40年的高速发展,到 2016年保费总量已经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但与国外几百年保险业发展历史相比,我们尚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些潜在隐患,例如公司治理问题,所有者缺位现象严重;负债端发展初期存在销售误导等。此外,科技创新以及跨界发展也给保险行业带来很大风险隐患。对此要从两个方面补短板:一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做到有法可依;二是从保险公司自身角度,一定要做好内控。
三峡集团副总经理张定明结合三峡实际情况谈了产业链安全和金融安全。
2020年 12月 1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在积极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同时,有效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在论坛上表示,外资领域的安全有三个方面要注意:一是外资控制或者外资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其存在随时转移的风险;二是外资对技术的垄断;三是对外资技术的依赖。在外资领域,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技术和产业链完全控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部分是自主的,这样才能达到互相交换的目的,保障我们在产业链中的安全地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正毅表示,2010年后,我国将经济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主要源于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一是国际行为体发生变化;二是相关国家基于地缘在进行双边制度和多边制度的设计;三是美国霸权相对衰退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挑战。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愿望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进而发展国民经济。如果这个愿望和能力受到挑战,那就是经济安全问题。所以,谈经济安全一定要将中国放到国际体系中,放到世界市场中来讨论。
(本文刊载于《新经济导刊》2021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