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舆情成为武汉疫情的“次生灾害”

文|联安研究院 研究员  肖慧
 
武汉疫情自爆发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的帮助下，我国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疫情所产生的后续影响也正在显现，特别是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就下一步工作来说，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告诫我们，任何公共突发事件降临之时，科学合理的应急应变处置能力，瞬间成为对一个有组织的和高效的政府的基本要求：建立一整套科学缜密的工作原则、组织体系和协调机制，都是迅速实施处置的有效保障。在这一整套体系中，直接面向公众的新闻发布和舆情管理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此次疫情的相关防控工作，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恰恰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短板，有些做法和表述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负面情绪，给防控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压力和不必要的麻烦，有的甚至引发了广泛民意骚动的舆情事件。有必要强调：务必尊重新闻发布规律，及时反思和修正在新闻发布和舆情处置过程中某些不力和不当的做法，谨防将舆情应对不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演变成此次武汉疫情的“次生灾害”。
 
从专业角度讲，新闻信息发布和宣传推广，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前者更偏向客观事实描述的专业性，后者在客观描述的基础上更强调意识形态导向性。
 
对于消息性事件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必须遵从新闻规律，尊重客观事实，这是一切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不容挑战的前提和准则。这个道理看似浅显实则深刻，似乎所有新闻相关人员都共知，然事实性操作起来，特别是在现有的新闻管理形态下，却往往偏离了基本准则。“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在疫情之下此话受热，人民期待真话，人们知道说真话听到真话有多重要。
 
针对此次疫情，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新闻的客观性，不顾客观事实预设所谓的“宣传口径”，甚至为了进一步支持所谓的“预设口径”，还要再制造更多虚假的或错误的信息，其后果不仅破坏了人民群众对地方部门的公信力和施政能力的认可，同时也破坏了相关媒体特别是官媒央媒的社会形象，其负面影响一旦形成、再要修复挽回再去重获信任，其难度要比树立正面形象难得多，付出的代价也要大得多。公信力一旦丧失，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引发社会管理失序，民众心理慌乱，施政基础受到挑战；在经济上招致巨量的经济损失，社会停摆，人民生活水平急速下降，最后，各种不良衍生后果纠缠在一起无法解脱，并最终陷入“塔西佗陷阱”且无法自拔。
 
“讲政治”没错，身在体制内的人都有体会，也都能理解。那么，什么是“讲政治”？“讲政治”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问题是，“讲政治”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更不能是掩盖真相、说谎话的幌子。难道除了强调“讲政治”，就不可以再讲法律、讲道德、讲人性、讲专业水准、讲哪怕是怜悯之心吗？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如果因为舆情应对不当，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党和人民的唇齿关系，这才是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次疫情爆发后，从有关方面曝光的信息分析判断，在疫情爆发的初始阶段，有关部门更多地考虑到，春节快到了，地方上要开“两会”，因此，出于烘托欢快祥和的社会氛围以及维稳的需要，在地方组织行政环节刻意隐瞒了疫情的严重程度，这种失职渎职行为引发的世界性的医学灾难，社会有目共睹。
 
俗话说，“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条河流”。但我们在某种固有的宣传思想指导下，恰恰两次犯了几乎同样的错误。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此次的武汉新冠疫情，我们两次以生命的教训发出告诫：舆情是舆情，疫情是疫情，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舆情管理来影响和约束疫情管控。
 
新闻信息发布应该是迅速推进战“疫”进程的强大动力。一旦这项工作不能有效发挥积极作用，就应该迅速启动纠偏纠错机制，调整宣传工作路径和方向。鉴于此次疫情的独特性，此次疫情爆发突然，且没有任何事前迹象，前期宣传工作不得力有其认识不足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但这个“不适应”可容忍的持续时间非常有限。
 
时刻尊重专业科学，切勿僭越常识性表述。珍惜和保护专业人士发声的权威性，切忌让专业人士代替政府部门“说话”，再由官媒报道出去。在钟南山院士首先提出冠状肺炎的危害性并明确提出“存在人传人”现象后，钟院士在全国人民心中有很强的感召力。后来钟院士再说出“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时”后，其社会影响力明显下降，甚至遭到相当一部分网友的质疑甚至是诋毁。这种事实依据不明确的“判断”，由疫情期间最具影响力、最具科学精神代表的专家来表述（除非钟院士本人依据科学原则的自我判断），受到伤害的可能不仅仅是钟院士本人，最实质性受到伤害的可能是我国疫情防控体系，其结果无非是“狼来了”这个寓言故事的结局。地方政府和媒体缺乏可信度，专家再说“官话”，社会将无从可信无人可信。在此，维护了专业就是维护了科学，进而维护了国家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说的严谨一些，科学从本质上是人类无从撼动的学术信仰，从官媒报道出去的内容决不能“似是而非”。
 
在新闻专业系统性实践和研究领域，相关部门和机构除了要对重大选题进行科学严谨的策划外，在具体实施之前，还是提前进行细致的舆情风险预评估。特别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点闪失，其负面影响都可能成几何倍数“井喷式”放大，结局也不可避免地与愿望背道而驰。科学的预判胜于一切因预防不力和预判失策而产生的不良后果，这种关系如同防火和救火的关系，前期工作不到位，后续结果必然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媒体特别是官媒应技巧地避开“纠缠其中且理不出头绪”的非理性争辩。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双方无论是有些人士还是民间舆论，都对某些所谓的阴谋论展开了毫无依据的“缠斗”，国内亦有媒体跟进参与。比如，关于源头问题，这是医学科学问题，既然是科学问题，就应该交由科学家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解密，非专业人士和民间情绪毫无根据地相互指责，甚至冠以“可能”等模棱两可的字眼加以猜测，不仅给两国抗击疫情工作带来麻烦，还可能制造某种恐慌、散布歧视、甚至是传播谣言，特别重要的是，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透支我国政府的公信力，给中美两国的外交沟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并将国内舆论引向不正确的轨道上。媒体介入进来，更会将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我们不希望别人给我们栽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并不艰涩复杂。在这个问题上，主流媒体不应该也不能犯错误。
 
灾难当前，特别是众多百姓长时间深处其中而不能通过自身能力和努力挣脱出来的疫情期间，媒体宣传导向特别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普通百姓为上，有些口号的设计要与世界通行的文明理念共脉动。在号召民众参与、特别是需要民众付出的领域，要充分顾及普通百姓在此次疫情期间受到的伤害，在一些措词上务求谨慎准确并且要有温度。比如，动辄用“不惜一切代价”等字眼，一旦使用过多过频或者超出合理的哪怕是百姓心理承受的范畴，都将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抵触甚至是对抗情绪。
 
无论任何时候，包括央媒在内的众多官方媒体，都应该坚决承担起捍卫政府公信力、促进政府与公众信任建设的重任。以往在灾难性报道中，包括央媒在内的官媒组成的国家队，从始至终都能发挥舆论的主导性作用。而这次武汉疫情期间，国家队的声音几乎被湮灭了，甚至占据不了主流的位置，这些现象应引起相关管理部门和新闻机构的重视和反思。
 
大灾难面前，公众希望看到的是真相和事实。而现在，大多数官媒是不揭露问题的，以前在批评报道中发挥过卓然成绩的批评性栏目，如新华社的“新华视点”和央视的“焦点访谈”等，似乎已经不见踪迹。在一些传统的且有失先进的宣传理念和现代化治理体系不相适应的矛盾中，某些官媒新的办法不会用，旧的办法舍不得扔，传播方法枯燥，行动起来又畏手畏脚，无奈中只能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而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的非官媒尤其是自媒体则不一样，他们去的都是官媒不去的地方，他们挖掘的内容理所当然就更加深刻更加真实。加上一些官媒记者专业知识不够，也正因为是官媒，自觉不自觉把自己当成了机械性运转机制的一部分，不论什么消息，只要是官方某些部门发来的，不加思考就发表，至于发的东西有啥价值、是否有违科学性，似乎并不重要，一旦与当前汹涌的民意对立碰撞，拿一些记者的话说，“只能自认倒霉”。新华社记者廖君所遭遇的“网络风暴”，就反映了这一问题之所在。
 
客观来说，无论是官媒还是社会媒体，中国媒体的整体素质都是中国社会全方位职业生态中最优质的力量之一。特别是官媒，他们在履行职责的立场上更坚定，在专业属性上更纯粹，也是此次抗击疫情中可敬的“逆行者”。在现行体制和大背景下，媒体需要做的是不断加强自身磨炼，既不讳疾忌医，不回避自身问题，又不妄自菲薄，还要不断适应变局，不断总结，以利再战！